前网络时代, 计算机软件的出现开始要求刑法予以保护; 在网络犯罪的两个前期发展阶段,
计算机系统作为“犯罪对象” 和网络作为“犯罪工具” 要求刑法予以关注; 在当前网络阶段 …

内容提要: 通过对我国数据犯罪的判决梳理可发现, 当前数据法益定位不清,
引发了数据犯罪的解释难题和界分难题. 究其原因, 立法独立性上的“先天不足” …

早期的编造, 传播虚假信息犯罪侧重于保护个体利益价值, 而此后的有关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和《
刑法修正案(九)》 更关注一般性的公共秩序价值. 刑法中编造, 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初步 …

我国司法解释性文件根据具体网络犯罪的性质不同, 将犯罪对象, 危害行为, 损害后果,
参与人员等计量对象的数量纳入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. 司法实践中这种计量对象的海量化出现使 …

传统定罪量刑标准体系在面对信息时代不断变异的犯罪情况时, 日益显得力不从心.
司法实践实践对此已然积极回应, 但仍不够系统. 在理论上构建了信息时代犯罪定量标准之后 …

在信息时代, 以“数额” 为中心的犯罪定量传统评价体系开始向以网络空间各种“情节”
为支点的新型定量标准体系倾斜.“数额” 在定量标准体系中地位下降, 表现为信息时代犯罪对象的 …

网络犯罪首先是犯罪学的概念, 应从广义上进行界定, 即一切以网络为对象或以网络为工具,
手段进行的犯罪. 我国刑法中犯罪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模式, 数额和情节构成衡量犯罪成立与 …

信息犯罪体系庞大, 应当合理分类分析. 对于编造, 传播虚假有害信息的行为, 刑法应当一体规制,
但在刑罚配置或者定量分析上借鉴已有区分机制; 对于真实且本身涉及违法事物的信息 …

网络安全犯罪日益受到刑法重视, 出现了'预备行为实行化'的趋势, 反映在在国家安全犯罪中利用
网络侵害国家秘密的或者传播相关信息的行为, 在公共安全犯罪中网络恐怖犯罪采用行为犯入罪 …

我国规制互联网犯罪刑事立法体系已初具规模. 面对网络犯罪样态的不断异化,
需要从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本质出发, 深入探讨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. 同现实犯罪相比 …